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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任申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特刊(4):《地质学之父丁文江

发布日期:2022-03-04 04:15   来源:未知   阅读:

  :林任申先生生前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深厚的文化功底,树立了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的高大形象!作为一名德艺双馨的作家,他的《祭祖琐忆》、《难忘那年中秋节》、《部长还乡》等作品永远留在他的读者们心中;作为一名文化史学界的杰出代表,他的《丁文江传》、《黄桥名人录》等历史文化专著永远留在黄桥人民心中;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诲永远留在他的学生们心中。林任申先生对文化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都有独到的认识,这种认识推动着他演绎了自己精彩的人生;凝聚到他的写作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读者、他的学生,也深深地影响了黄桥的发展!今年2月26日是林任申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特选发林老部分作品,以为纪念。

  丁文江,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人。地质学家,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丁文江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地质学双学士学位。1913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淞沪商埠督署总办、北京大学研究教授。1935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主要创始人。1911年留学回国途中徒步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考察地质地理。以后又多次在西南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1913年与翁文灏、章鸿钊共同创建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地质调查所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完整的科研机构,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地质调查和学术出版等方面就已达到公认的国际水平,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骄傲。他于1919年建立了五通山石英岩等地层单位,1931年建立了丰宁系地层剖面,1929年他将中国造山运动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和燕山期 3大构造阶段 。此外他对铜、锰、铁、煤、锡等矿床资源的开发也有卓越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时他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了《中国分省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著有《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丰宁系的分层》和《中国造山运动》等。丁文江不但是中国现代科学的拓荒者,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参与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产生重要影响。1923年他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抨击“玄学鬼”,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丁文江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在出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期间,勾勒出大上海市政建设蓝图并初步实施;通过谈判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这是中华民族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诞生于江苏泰兴黄桥镇,1936年1月24日,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及并发症遽尔长逝,时年49岁。

  丁文江出生在一个士绅之家、书香门第。他5岁入私塾念书,11岁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13岁考秀才,知县龙璋闻其名,以策论《汉武帝通西南夷论》试之,丁文江一挥而就,龙璋叹为“国器”,收为弟子。

  1902年秋,在龙璋的一再劝说下,丁文江随龙璋的表弟胡元倓一起赴日本留学。他住在东京神田区,与很多进步留日学生一起过起了“写文章、谈革命”的生活。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我国东北惨遭蹂躏,留日学生颇受日本人耻笑。丁文江因受刺激无法读书,转赴英国留学。船至新加坡槟榔屿时,拜访维新领袖康有为,得其资助。到英国后,丁文江先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转到司堡尔丁镇读中学,两年读完六年课程。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半年后因经济条件无法承受而辍学,游历欧洲大陆。1907年夏天考进格拉斯哥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转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1910年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加地理学为副科。该校地质学教授格列戈里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型的地质学家,对丁文江一生的事业产生深远影响。1911年,丁文江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动物学与地质学两张毕业文凭。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学习期间,十分注意科学性格的养成,后来他在中国地质学工作中做出许多杰出的贡献,与这一阶段的严格训练和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

  1911年5月,丁文江启程回国。他乘坐海轮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沿滇黔湘驿道进行地质、地理、当地风俗民情考察,对人种学产生了兴趣。

  1911年9月,到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得“格致科进士”。10月,去苏州与史久元女士结婚。

  1912年,受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之聘,在该校讲授化学、西洋史、地质学入门课。他以生物进化论观点编写了《动物学教科书》。

  1913年1月到北京,受聘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6月,经丁文江提议,在工商部附设地质研究所(教学机构),并改地质科(管理机构)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地质调查所第一任所长,兼地质研究所代所长。

  1913年11月,丁文江辞去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地质调查。他会同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作地质调查,后又沿正太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图一)。编写了《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开辟了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1914年,只身到云南作地质矿产调查。1915年,带领研究所学生赴直隶、枣庄等地考察,做地质调查。1916年在皖南、浙西一带作地质考察。1917年赴河南六河沟、湖南、江西作地质调查,主要调查萍乡煤田和上株岭铁矿。1918年在山西大同和豫晋边境黄河西岸调查,发现三门系及其动物群。其间,发表《云南东川铜矿》、《中国之煤矿》等论文。

  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为地质调查所搜集到大量图书。由于馆舍严重不足,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募捐,筹建图书馆新馆。1921年新馆在北京兵马司九号落成,藏书4千余册。

  1919年初,丁文江在欧洲特地找到李四光,动员其学成后回国教书。同年发表《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及第一篇政治类文章《哲嗣学与谱牒》。1920年,访问美国,受蔡元培校长委托在美国聘请地质学家葛利普到北大地质系任教。

  1921年与翁文灏合著《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6月,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担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丁文江为发起人之一,会上被推为首届评议会(理事会)评议员兼编辑主任。8月在比利时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发表《滇东的构造地质学》。10月,《中国古生物志》创刊,丁文江担任总编辑。1923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二任会长。

  丁文江是一位爱国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并一度涉足政界。1922年5月7日,他与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有丁文江、胡适、蔡元培、罗文干、梁漱溟、李大钊等十六人签名的文章《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组建“好人政府”。

  1923年2月,与张君劢开展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等长文。这场论战引起很多知名学者参加,得到社会广泛注意,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同年,与张元济、罗振玉、章鸿钊、梁启超等发起成立古物研究社。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管理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丁被推为董事。1926年2月至5月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委员之一。

  1926年5月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在八个月任期内,他勾勒出大上海市政蓝图并初步实施;第一次在上海市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推广现代化公共卫生;通过谈判,收回公共租界会审公廨。

  1927年返回北京,后避居大连,赋闲著述,校对刊印宋应星《天工开物》,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图二)。1928年3月至12月受铁道部委托勘探川广铁路线,到广西野外考察。

  1929年,担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室名誉主任。作为总指挥,组织对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丁亲自率领一个队,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这是丁文江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这次调查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古生物五门科学。尤其对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考察为今后研究奠定基础。

  1931年发表《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川广铁路路线月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讲授《地质学通论》。

  1932年5月与蒋廷黻、傅斯年等合办《独立评论》。1933年1月发表《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假如我是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

  1933年6月前往华盛顿出席国际地质学代表大会,提交8篇论文。后到欧洲访问考察,9月至10月到苏联旅行。后发表《苏俄旅行记》十多篇文章,赞扬苏联的建设和发展。同年,申报馆出版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这是我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用等高线及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被称为“在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

  1934年3月与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6月应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着手完善中央研究院管理体制,成立了一个代表全国学术研究的机关——评议会,建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建立各所与总办事处预算的更定制度。

  1935年与赵丰田合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发表《中央研究院之使命》、《再论民主与独裁》等文章。2月获葛利普奖章。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会议上丁文江被选为评议会秘书。12月受铁道部委托到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教育部请丁文江在长沙附近复勘清华大学校址。12月7日在湖南谭家山勘探煤矿,亲自下洞考察,出洞时衣服湿透仍不肯休息,乘车到南岳。12月8日因天寒室内生火炉,煤气中毒。

  1936年1月24日,因煤气中毒及并发症逝世,葬于长沙岳麓山。时年49岁。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最主要的创始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中国地质事业中至少开创了九个第一: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第一位发表“矿业纪要”的学者(与翁文灏合著)。众多的第一充分揭示出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名列第一的先驱,不愧为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

  1914年9月,丁文江商借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停办后留下的图书、仪器等,和章鸿钊共同创办地质研究所,以现代的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地质专门人才。丁文江亲自担任所长。研究所学制3年,除基础课和外语课以外,专业课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冶金学和采矿学等。1916年有21名学生毕业,其中18人得毕业证书,3人得修业证书,这18人中大部分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这是章、丁、翁等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其中不少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名家,如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周赞衡、谭锡畴、徐渊摩、徐韦曼等等。地质研究所是中国地质事业名副其实的摇篮。

  地质研究所停办之后,丁文江培育中国地质人才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北京大学于1918年重办地质系,丁文江先后为该系请来了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大师A.W.葛利普(Grabau)和李四光等人,师资力量得到了极大加强。1931年,丁文江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之聘,任该校地质系研究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等课程,任教长达3年。培养出赵金科、王钰、张文佑、孙殿卿、崔克信、阮维周、卢衍豪、郭文魁、岳希新、叶连俊等一大批中国地质界骨干。此外,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还于1934年6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地质系系主任李学清之聘,兼任该校地质系名誉教授。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的,也是中国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图三)。丁文江是第一任所长。该所与地质研究所同时成立,但直到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所后,调查活动才真正蓬勃开展起来。

  丁文江一贯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工作,从1913年到1919年7年间,或单独考察或率学生考察,“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在野外作地质调查工作累计有3年之多。丁文江的野外地质调查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在地质调查所所长任上,也就是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时期。第二时期是1929年春地质调查所再度作西南地质调查。丁文江总负责,分三个分队,他亲自带领曾世英、王曰伦等为一路,由渝入黔,另一路由李春昱、谭锡畴前往川西和西康,而赵亚曾和黄汲清组成的第三队由秦岭入四川。他们的调查范围以拟建中的川广铁路所经之地为主但不限于此。野外调查历一年之久。第三个时期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当时粤汉铁路株(州)韶(关)段即将通车,丁文江受铁道部邀请沿线日到达长沙后由于煤气中毒及并发症不幸去世,这次考察中途停止。

  丁文江在建立地质调查所之初,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收集、标本的采集以及陈列调查和研究成果的出版、交流。1916年建所之初只有400多份文献资料。他与章鸿钊、翁文灏多方筹款建成图书馆,购买和交换图书、刊物,1922年正式开馆时已有4000多册藏书。至1923年藏书已达20328册,王者荣耀心水论坛!图件5165幅,为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丁文江非常注意古生物和矿物、岩石标本的采集,地质调查所建所之初便建立了地质陈列馆,计有标本917件,分矿物岩石、地层系统、煤铁矿产和金属矿产4个陈列室,1921年又增加非金属和古生物两个陈列室,标本超过万件。

  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共同研究设计了《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和《中国古生物志》等一系列出版物。丁文江亲自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为《地质汇报》撰写“创刊序言”,在这些出版物上发表文章。《中国古生物志》是公认的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科学刊物。

  丁文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造诣,他不仅是地球科学的通才和全才,对测绘学、地图学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史家。

  在地球科学领域中,丁文江的主要成就在地层学方面。这是他调查研究西南四省(滇黔桂川)地质矿产过程中的主要科学成果。一是云南东部马龙、曲靖地区的寒武系和志留系,直到今天,中国的上志留统仍以丁文江的成果为代表。二是广西和贵州的泥盆系。三是石炭系。石炭系的分层和对比是丁文江在地层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代表作有《论丰宁系地层》(1930)和《中国的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系和宾夕法尼亚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1933)。四是二叠系。丁文江对二叠系地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葛利普共同发表了论文《中国的二叠系及其对二叠系地层分类的重要性》。在1933年召开的第16届国际地质会议上,丁文江与葛利普宣读了该文和《中国的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系和宾夕法尼亚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博得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和一致称赞,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地质科学界的学术地位(图四)。

  a、区域地质。1913年,丁文江、梭尔格、王锡宾3人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认真研究了地层次序,测制了铁路沿线地质图,初步搞清了石炭系煤田地质构造。这是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图件。1919年丁文江和张景澄采用同样的工作方法,调查蔚县、广灵、阳原三县的煤田地质,测绘了地形地质图,初步确定了石炭系煤层的分布情况,并估计了煤炭储量。1914年,丁文江只身一人远征云南、贵州和四川,进行广泛的地层、矿产调查,测制了许多区域地形地质图件、地层剖面和地质构造剖面,并拍摄了大批野外工作和矿山、矿场照片。这些成果集中表现在《云南与会理威宁地区的地质记录》、《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务报告》和《云南东川府铜矿》三篇文章中。《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是丁文江关于区域地质的最重要的报告之一。

  b、地质图及区域地质测量方法。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者中实践地质填图的第一人,其代表作是正太铁路沿线的地质图件。其成果最好,包括面积最大的是1929—1930年由他率领的地质队所填绘的20万分之一图件。丁文江进行野外填图的工作方法被命名为“丁文江法”,曾在中国地质界长期广泛应用。

  在地理学方面。一是推出中国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及其游记。从1921年到1927年,丁文江花了6年多时间和巨大精力,以现代地质科学知识为基础,重新编订了《徐霞客游记》,并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地图资料,新编了徐霞客出游路线的地图和《徐霞客先生年谱》,极大地方便了后人正确了解《徐霞客游记》。丁编本《徐霞客游记》成为“徐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二是编制申报地图。1930年秋,上海申报馆接受丁文江的建议,编撰一本比例尺为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申报》创刊60周年(1932年4月30日)纪念。此项工作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负责,确定编撰原则后,具体事宜由曾世英主持。1932年春,《中华民国新地图》的编制工作完成,为促进该图向社会普及,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基础上删繁就简,1932年冬编成《中国分省新图》,并于1933年8月16日出版。1934年4月22日,《中华民国新地图》问世,二者习称申报地图。申报地图的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地学界和教育界的赞赏,被称为“在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确已划了一个新纪元”、“成为绝大贡献,可与世界最进步之地图并列而无愧色”。学术界公认申报地图“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是中国地图制图现代化的开端,被誉为“继康熙的《皇舆全览图》之后第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在其后长达半个世纪内,申报地图成为其它版本地图的底图,国内外有40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以申报地图为蓝本或受其影响。

  此外,丁文江对人文地理也颇有研究,撰写过三篇重要地理著作:《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用二十四史记载之人物以现在的行政区域省为单位进行统计,阐述历史人物与当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皇室籍贯、经济发展、地理区域、移民等的关系,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人文地理著作。《川广铁道线初勘报告》从地形、工程费用、经济效益和对西南各省的贡献分析并与其他线路进行比较,为发展内陆大省四川和贫困的贵州以及广西的经济建议修建川广铁路,即由重庆经贵阳、河池、迁江、陆川到湛江的铁路。这是一篇经济地理的力作。《陕西省水旱灾之记录与中国西北部干旱化之假说》,以陕西历史上水旱灾害统计质疑我国西北地区干旱化假说,提出了与竺可桢不同的看法,对当时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亨丁顿(E.Huntington)对中亚气候变干论提出异议。这是一篇历史气候学的重要著作。

  在矿床学、矿业及矿务方面。1917年7月,丁文江在《远东时报》上用英文发表《中国的矿产资源》一文,是中国地质学人编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地质矿产的总结性文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丁文江一生中先后调查研究了山东枣庄煤田、正太铁路沿线煤矿,滇越铁路上的鸟格煤矿,他自己曾担任总经理的北票煤矿以及湘潭谭家山煤矿。对这些煤田和煤矿,他都测制了地形地质图,论述了煤层分布和煤田储量,以及有关的矿业、矿务问题。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充分利用自己的所长职权,把地质、勘探和采矿工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公认的这方面的第一位地质学家。

  1922年1月27日,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召开由26位创始会员参加的成立大会。丁文江主持大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会上丁文江提议组建由翁文灏为主席、翁文灏、王烈、李四光和葛利普为成员的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在2月3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选出了学会评议会,决定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志》,丁文江被选为评议员和《会志》编辑主任。《会章》规定“本会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这一宗旨延续了80多年,其基本含义仍然沿用。会员条件学会评议会(理事会)之选举产生任期和学会经费来源等80多年来也基本不变。学会的创始会员和初期发展的会员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地质学家,可见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之初是开放的有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地质学会组织的历史”的社论,他说“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感到需要这样一个学会借以实现交换意见并对彼此的工作提出评论,全面清除迄今互不关心的状态。然关于这样一个组织的设想是隐伏着的。地质调查所地质组主任章鸿钊先生有鉴于此倡议邀请国立调查所的地质学家、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地质教师及临时在京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共商成立学会计划。这项倡议得到了非常满意的响应”。这就说清楚了成立学会的由来:章鸿钊创议、丁文江组织和众人的响应。在当年3月2日中国地质学会常会上丁文江发表以“中国地质学会之目的”的讲话,大意为:本会将为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原理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我们的政府机关必须集中精力与经常性的工作,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提供一个会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科学生活形成一个推进的因素。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与翁文灏一起募集资金修建中国地质学会会所并从中央研究院备用地划出一块建成两层小楼的中国地质学会会所。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主要创始人。

  此外,丁文江还是中国科学社从国外移归国内以后的第一届理事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中华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作为科学派的主将,无情鞭笞“玄学鬼”,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呼吁树立“科学人生观”,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有利于各种先进思想的传播。作为“科学哲学的旗手”,丁文江宣扬的科学观及其科学思想对上世纪初中国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地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丁文江主张“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科学献身精神。丁文江本人是地质学界“登山涉水,不怕吃苦”的开风气的典范。1913年,他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年又独自一人在云南、四川、贵州沿着徐霞客当年考察的路线进行了困难重重的探险调查,并登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牯牛寨。丁文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驳斥了当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 “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的断言。丁文江言传身教、倡导培养的知行合一、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中国地质学界优良的传统,对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丁文江主张科学研究 “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组织,作一个神经中枢,负责安排调度的责任”。丁文江认识到,要在毫无科学基础的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组织,起联络、指导和团结人才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丁文江先后倡办了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举办全国地质事业,聘请外国专家,发行《中国古生物志》等刊物,在短短十年内,地质调查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亚洲著名的地质研究中心。1934年丁文江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为了发挥中央研究院领导、联络、调度全国研究事业的职能,他对中央研究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创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编制预算制度。通过这三大举措,把中央研究院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成为丁文江科学生涯中致力建设的两个科研中心,也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图五)。

  第三,丁文江具有以人为本、培育青年的博爱情怀。他指出,发展科学“必须有一群受过实际训练的人作基础工作”,“一个机关的领导人,固然自己要作研究工作,尤其紧要的是延揽人才,并帮助下一代。”丁文江对青年人才的热诚爱护帮助是公认的。“他对于青年的人才,丝毫没有‘门户’、‘省界’、‘学校’等偏狭之见。”丁文江不遗余力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通过创办地质研究所,聘请高水平教师等措施,使“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他对青年才俊充满爱心和关怀。被他誉为“地质学的天才”的赵亚曾在地质考察中不幸被土匪杀害后,丁文江彻夜恸哭,称“遭了平生最大的打击”。此后他尽最大的努力抚恤家属、抚养遗孤。丁文江在地质教育上的成功,是其后几十年我国地质学科中卓越人才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文江认为,既要重视发展应用科学,也要重视发展纯粹科学。他认为,凡是“应用”科学发达的国家没有不同时极力提倡“纯粹”科学的。“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本无严格的区别。许多科学的应用是发端于所谓“纯粹”的研究。相反,从应用方面着手的研究,往往可以转化为纯粹问题的研究。因此,对“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不能截然分开,应该齐头并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身为自然科学家的丁文江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十分重视和支持历史、语言、考古、人种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1927年,轰动世界的北京人遗址的发现,是地质调查所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丁文江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同步发展的认识是十分有见地的。

  总之,丁文江对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极为关注,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尤其是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即使在今天,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科学发展事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图六)。

  1、丁文江,《动物学教科书》,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学用书,商务印书馆,1914。

  2、丁文江,梭尔格,王锡宾,《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农商公报,1914,1(1—2)。

  3、丁文江,《地质汇报创刊序言》,地质汇报,1919(1)创刊号:中文1—3;英文1—3。

  4、Ting VK.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Valley Below Wuhu.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ShanghaiHabourInvestigation,1919,1(1):1—84,figs.1—30,Geol.Map.1.5、丁文江,翁文灏,《矿政管见 附修改矿业条例意见书》,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单行本,1920:1—49。6、丁文江,翁文灏,《中国矿业纪要》,地质专报,丙种,1921(1):中文1—46;英文1-36。7、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1923(48-49).8、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努力周报,1923(54—55)。9、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努力周报,1923(56)。10、丁文江,《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刊于《徐霞客游记》(丁文江编),商务印书馆,1928:1-3.11、丁文江,《徐霞客年谱》,刊于《徐霞客游记》(丁文江编)上册,1—69页,商务印书馆,1928:1-69。12、Ting VK.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Presidental Addres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Bull.Geol.Soc.China,1929,8(2):151—170.13、Ting VK.On the Stratigra 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Bull.Geol.Soc.China,1931,10:31-48,2pls.,1g.14、丁文江,曾世英,《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地质专报,乙种,1931(4):1-85;附英文节要1—14.15、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中国分省新图》.申报馆印行,1933。16、Ting VK,Grabau A W.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Reportsof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Congress,Washington,1933,:1—14,1pl.,2figs.17、Ting VK.Grabau A W.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onthe Clas Sificati on ofthe Mississip pian and Pennsylvanian.ReportsoftheSixteen thInternational GeologicalCongress,Washington,1933:1—17,1l.,1ig18、Ting VK.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in Shaansiandthe Supposed Desiccationof North west China.Geogra fiska Annaler,1935,14:453—461(Engl.),461—462(Swedishsum.);此文之中文稿“关于陕西旱涝记录的注释以及对中国西北地区干旱情况的估计”载于《方志》,1936,9(2)。19、Ting VK.Wang Y L(Compiled and partlyarranged and completedbyTHYin).Cambrianand SilurianForm ationso1 Malung and ChüsingDistricts,Yunnan.Bull.Geol.Soc.China,1937,16:1—28,figs1—30,1l.20、丁文江遗著,尹赞勋整理并作序.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务报告.地质专报,乙种1937(10):1—51;附:个旧附近地质总图。21、丁文江遗著,黄汲清,尹赞勋等整理.GeologicalReports of Dr.VKTing(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194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